松花石砚，亦称松花砚、松花玉砚，在清代宫廷文物中占有独特地位。它从关外石材晋升为御用国宝，与康熙皇帝推行“文治”的历程紧密相连，其发现、制作与赏赐的脉络，隐藏于诸多历史细节之中。
一、背景：康熙的“文治”转向与砚台兴趣
康熙皇帝对汉文化的深入研习，是松花石砚登场的前提。康熙十年（1671年），皇帝系统地安排经筵日讲，身边聚集翰林官员，终日讲论儒家经典、研读史书、练习书法。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南书房，此风更盛。平定三藩之后，康熙二十年（1681年）起，王朝重心明确转向“文治”，康熙帝也藉深厚的文化修养寻求汉族认同。在此背景下，作为文房核心的砚台，自然受到他的深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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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现：关键性的第二次东巡与《制砚说》
关于康熙帝制作松花石砚最直接的记载，来源于其本人的《制砚说》。文中描述，在“盛京之东砥石山麓”，他发现一种质地坚硬温润、色泽翠绿、纹理精美的石头，当地人仅用作磨刀石（砺具）。康熙帝命工匠依古式制成砚台，试墨后发现“远胜绿端”，其他名砚亦不能及。该文未署具体日期，但收录于《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该集文章时间跨度为康熙二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683-1697年）。因此，《制砚说》的撰写及制砚行为，必在此十四年之间。
那么，康熙是在何时何地发现此“砥石”的？这需结合其东巡记录进行比对。康熙帝一生三次东巡盛京：
康熙十年（1671年）：首次东巡，停留时间短，行程仓促，发现并考察石材的可能性较低。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第二次东巡。此时三藩之乱已平定，康熙帝心情舒畅，行程长达80天，在盛京附近盘桓八日，后更前往吉林乌喇（今吉林市）视察，并泛舟松花江。这次东巡时间充裕，且正处于《制砚说》可能写作时间段的起始端，是发现砚石最合理的时机。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第三次东巡。此次时间已在《制砚说》可能写作的时间范围之后，故可排除为“发现”之始。
因此，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的第二次东巡，被认为是康熙帝发现并青睐松花石（砥石）的关键时间点。他将本是“砺具”的石材提升为砚材，并赋予其“野无遗贤”的政治寓意。
三、推广与制作：从御用到赏赐臣工
康熙帝对此石料极为欣赏，后续东巡时亦持续关注。第三次东巡（1698年）后，松花石砚的赏赐记录开始显著增加。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赐予大臣陈元龙“内制松花绿石砚一方”。陈元龙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编纂的《格致镜源》中极力推崇此砚，称其“超轶千古”。
与此同时，清宫制作砚台的机构也逐渐明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负责御用器物制作，其中：
康熙十九年（1680年），造办处设立。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设立具体作坊（但具体名录不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朝存在“武英殿造办处”与“养心殿造办处”两处机构。武英殿造办处下曾设有“砚作”。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砚作由武英殿造办处改归养心殿造办处管理。
由此可清晰推断：康熙皇帝最初命人制作的松花石砚，应由武英殿造办处的“砚作”完成；而在康熙四十四年之后，则由养心殿造办处的“砚作”承接后续制作任务。这也与康熙朝后期大量制作、赏赐松花石砚的时间相吻合。
四、旁证：康熙对关外石材的持续考察
康熙帝对松花江流域物产的留心，并非孤例。在《康熙几暇格物编》中，有关于“木化石”的记载，提及黑龙江、乌喇等处水中化石，可用于磨砺刀箭，质地尤佳。这条记录很可能同样来源于其东巡时的实地考察。这表明康熙帝在发现松花石前后，曾对关外石材有过一番普遍的调查与兴趣。
松花石砚的宫廷之路，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东巡时的偶然发现，植根于康熙帝推行文治的政治与文化策略。随后，经由内务府造办处“砚作”的专门制作，从康熙三十年代末期起，成为皇帝褒奖文臣、彰显文化认同的重要御赐之物。其历程，从石材发现、时间考证、到制作机构变迁，环环相扣，清晰地勾勒出一件宫廷珍宝如何承载并反映一位帝王的治国方略与文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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